○外国史学理论传入中国，是中西文化交汇的一个重要反映，对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与研究，是同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联系在一起的。
○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留下的许多重要的经验教训是一份宝贵的思想遗产。在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指导、对待传统史学、对待外国史学成果以及对待史学与社会关系等重大问题上，有许多值得深思的地方。
○树立良好的学风，营建良好的学术环境，是当前乃至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重要任务，是繁荣史学以至整个学术的重要保证。
主持人：马宝珠（本刊主编）
特邀学者（按姓氏笔划为序）：
于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马克（北京大学教授）
苏双碧（《求是》杂志原副总编辑）
肖黎（《光明日报》高级编辑）
戴逸（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主持人：我们已经从纵向上考察了20世纪中国史学同传统史学关系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再从横向上作一番考察，看看20世纪中国史学吸收与借鉴了外国史学哪些积极成果、中国史学同外国史学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尤其是外国史学传入中国后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对我们全面认识20世纪中国史学面貌是十分必要的。
于沛：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呼吁开展“史界革命”，其理论武器即是进化论。外国史学理论传入中国，是中西文化交汇的一个重要反映。“五四”运动前后，大批留学生归国，特别是赴欧美留学生归国，将欧美史学理论介绍给中国史学界，使中国学者受到不小的震动，一些学者提出革新中国史学的问题。朱希祖认为“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陈腐极了，没有一种破坏，断不能建设。”蒋梦麟则具体提出通过“改变历史方针”、“扩张历史范围”、“革新教授之法”，“利用西洋近年来教授历史之经验”改变中国史学当时的落后状态。20世纪20至30年代，大批欧美史学理论著作译成中文出版，一些名著还成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历史系的教科书。不少中国史学家也撰写了一些史学理论著作，从不同角度汲取了西方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当时在中国史学界较有影响的是美国“新史学派”和德国“兰克学派”。外国史学理论传入中国并引起积极的影响，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所引起的巨大反响，这就是“五四”时期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纵观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主线，即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发展、壮大，传统史学的终结和“新史学”的由显而微。“文革”结束后，我国史学界对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它作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繁荣昌盛的重要标志之一，必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深入发展作出有益的贡献。外国史学理论的传入和回响，反映了时代的需要，从未脱离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广阔背景。对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与研究，是同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联系在一起的，今天我们应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马克(上一土下二土)：一般认为，20世纪初我国史学开始演变成为近代史学，也开始注意到要研究外国的历史，但对于当时西方史学已开始的引进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综合概括、揭示规律则注意不够。中国史的研究基本上还是政治史。后来，发生了社会史大讨论，提出要对中国历史作大范围的概括，要和外国历史作比较。它促进了中国史学界对世界历史的重视，也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性的认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由于在这方面研究不足，只能借用西方的概念，如封建社会农奴劳动为主、地租发展的三个阶段等，使讨论未能深入。而且这一讨论对中国史学界的主流派也没有多少影响。解放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史学界主导地位的确立，世界史的研究也逐步开展起来。马克思主义使中国史学家把更多的精力用来研究规律问题，而不是细小事件，中国史的研究情况为之一变，社会分期问题、土地制度、社会阶级、农民战争等成为研究的热点，改变了过去单纯政治史的局面。不过当时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还刚刚起步，外国史的介绍不够深入，未能和中国历史进行很好的比较研究。历史学作为人文学科，有其在各个国家成长的不同土壤，带有自己深厚的文化特色，所以各国的史学都有其特殊性；历史学作为社会科学，它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共性与特性，所以应该有一些共同的概念、范畴、模式，使我们对世界各国的历史作共同的规律性总结，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这就是历史学的世界性。所以，我们强调世界史的研究应该和中国史的研究紧密结合。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研究世界史所应用的概念、模式、方法，大都出自欧美，而欧美与亚、非、拉美等国的情况有所不同，这就使我们的历史研究过分强调各国的独特性，忽视一致性。我想，我们的史学家应力求博通中外，吸收外国史学的长处，并吸收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创造出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学派，为建立真正的世界史体系作出贡献。
主持人：“述往事，思来者”，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回顾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开辟未来，这是我们在世纪之交进行学术总结的目的。20世纪中国史学经历了深刻的变化，也遇到了许多复杂的问题。请诸位就其中比较重要的问题从更深的层面即思想遗产的层面，谈谈有哪些经验教训是应当记取的。
戴逸：在马克思主义指导问题上，由于受“左”的思潮的影响，长期以来存在着教条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问题。以阶级斗争为纲曾在很长的时间内占据统治地位，农民战争史代替了全部的中国历史。历史博物馆陈列的都是农民战争，而且每个朝代都以农民战争打头。历史人物评价也打上了“左”的烙印，不但帝王将相被打倒，而且杜甫、苏轼这些著名的诗人也被打倒，后来甚至农民起义领袖也都被打倒。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受到了严峻挑战。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已经过时，今后还要不要坚持，怎样坚持，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反思，作出回答。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但马克思主义只能以自己的理论威力争取群众，而不能靠行政命令，不能靠大批判和压服的方法。这是一个教训。所以，面对新形势与新需要，更加努力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仍是史学工作者需要解决的一个紧迫任务。
苏双碧：我认为，接受马克思主义和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并不是一回事。在历史研究中，提倡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必要的。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三者是统一的。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在这三者中特别强调立场，以致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写文章多引几段经典著作，以及多贬斥帝王将相、多赞扬劳动人民，就是站对了立场。这种认识上的偏差，造成史学研究中思想的混乱，并引发了新中国成立后有关史学方法论的争论。这是一种理论上的争论，深入下去会有助于解决当时史学界存在的一些认识问题，但这种讨论发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结果被扼杀了。随后，历史研究也纳入以阶级斗争为纲轨道。至“文革”前，历史研究实际上已变成了史学批判，与历史研究有关的《清宫秘史》、《武训传》、《海瑞罢官》相继遭到批判，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和内容在很大程度上被篡改，史学已失去生机。“文革”中，历史科学惨遭破坏。这个教训实在是太惨痛了。
戴逸：20世纪初，第一代史家叛离传统的倾向是比较明显的。五四时期，吴虞、钱玄同等人主张打倒孔家店，把所有传统的东西都扔到垃圾堆里去，反对传统的态度非常激烈。当时不叛离传统，不坚决地与传统思想划清界限，新文化就建立不起来。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看待五四反传统，指责它应该如何如何。它当然有片面性，但又有合理性，因为传统把人束缚得太厉害了，不从传统中解放出来，社会就不会进步。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任何一种学术，都必须从它以往的成果中吸取营养，脱离不开它的根基，无论对传统的超越还是回归，都是一种重新认识，重新评价，是整个认识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和一种表现形式。每一次离异———回归，都经过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表现出历史学的不断进步。这一点，也是今后史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于沛：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每一关键时期，都和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传播及中外史学的交融有着密切的关系。没有进化史观，就没有梁启超的新史学；没有唯物史观，就没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后，欧美史学迅速发展，各种新的理论、方法论层出不穷，历史研究的理论化、整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历史学新的分支学科不断出现，这一切直接或间接地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影响。为了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必须重视对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有分析、有深度、较系统的科学研究，而不是长期停留在一般性的介绍或人云亦云的评述上。对外国史学理论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其进行深入的认识和分析，才能区分其精华和糟粕，从而吸取其有益的内容，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外国史学理论的目的不是要贬低中国传统史学，更不是要否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恰恰相反，这种研究应深深植根于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深厚的土壤之中。我们应当在抵制、批评外国史学理论研究中浮躁、炒作、急功近利、标新立异等不良风气的同时，不断提高将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同当代中国史学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的自觉性，为发展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肖黎：在如何对待传统史学和外国史学问题上，都有深刻的教训。50年代以来，在很长的时间里，既漠视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又盲目排斥西方史学的理论、方法，在全盘接受苏联史学模式时，将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以及在运用唯物史观中的教条主义的僵化模式和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也一并接受过来；再加上“左”的思想的干扰，使本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历史学的研究视野异常狭窄，课题单调老化，研究手段简单化，大大阻碍了中国历史学前进的步伐。“文革”时期，传统史学和外国史学都被打上“封资修”的标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历史学才迎来了春天。在这个时期里，无论是对外国史学还是传统史学，中国的史学界都有了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对外国史学的理论、方法，既不是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也不是盲目地排斥、否定；对传统史学既不是全面继承，搞新的“国粹”，也不是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一概否定。因此，中国历史学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一方面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脚踏实地地做好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出版工作，开展对传统史学的优秀传统的研究和继承；另一方面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广泛地介绍、引进外国各种史学流派的理论、方法及研究成果。这些都有助于我们扩大视野，完善知识结构，改进研究方法，提高研究水平。
马克(上一土下二土)：历史学是一门现实性很强的科学。任何历史学家，无论自觉与否，他的研究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和现实相联系。但在实际中，这一问题有时被庸俗化了。历史学往往被降低为当前方针、政策的注释者，需要什么就从历史上论证什么。这是不足取的。我们倡导历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这是史学的生命力之所在，但要以尊重历史学的科学性为前提。历史与现实不能等同，不能要求历史学家的史学研究、历史学家对某些历史问题的看法，完全与现实相一致。更不能只要一发生某种不一致，就判定历史学家的研究是错误的。在尊重事实、尊重科学的前提下处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史学就有了更进一步发展、繁荣的基础。
瞿林东：史学家应当关心社会，并以经世致用作为史学的宗旨。这在中国古代的、近代的史学发展上，本是很明确的一个问题，史学家们对此都有鲜明的认识。可以认为，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实践是联系在一起的。尽管有“为史学而史学”的种种思潮存在，都不可能改变这种本质的联系。当然，其间也走过弯路，留下了严重的教训；但史学之关注社会，在总的方向上是不错的，是应当肯定和坚持下去的。可是事物毕竟是复杂的。“文革”结束后，史学界在拨乱反正过程中，在批判“影射史学”的过程中，逐渐产生出来一种思潮，即认为史学的任务，就是搞清楚历史；它不应当去关注现实、关注社会，而应同现实、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等等。当然，历史不等于现实，而史学也绝非是现实的注解。从这个意义上讲，“超越”也好，“距离”也好，似也不无道理。但是，史学的任务，是要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和阐述，说明过去，审视现实，观察未来。“彰往而察来”的古训，很深刻地概括了史学的功能，即使在今天，仍没有过时。这是中国史学反映其本质特征的一个优良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历史，揭示出过去、现实、未来之间的辩证关系，是这个传统的新发展。因此，史学关注社会，是史学的本质所决定的；人们对此可以有不同的认识，但却无法改变史学的这一本质。我以为，未来的史学发展，当在这方面有更大的作为。任何事物总有两个方面。史学关注社会，反映了史学的本质，是完全合理的。不过这种关注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史学必须确保自己的独立品格不受到损害。史学的独立品格就是求真，即对于历史真实的追求。史学一旦失去这种品格，那么史学将不成为其史学；在这种情况下对社会的“关注”，也必将是社会的灾难。史学的健康发展，以至于兴旺发达，需要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史学关注社会及其作用的发挥应有一个“度”的界限，而不是随心所欲的。这个“度”，归根结底，就是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必须是着眼于借鉴和启迪，而不是以历史与现实相比附，更不是以篡改历史来影射现实。这是关系到史学独立品格及其神圣性的关键所在。
主持人：关于20世纪中国历史学，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在这个话题讨论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希望就史学界以至整个学术界反映越来越强烈的学风问题发表一些看法，以推动学风的改进和史学工作更加健康的发展，迎接21世纪中国历史学新的发展时期的到来。
肖黎：学风问题，从本质上看是思想路线问题。不正视学风，将会影响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近年来，有的把学风不正而出现的种种问题视为唯物史观自身存在的问题，因而在是否还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方面发生动摇；有的不能正面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因对过去研究中存在的简单化、公式化、概念化的反感，从重理论轻史料的一个极端走向轻理论重史料的另一个极端；有的因批判了历史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使研究课题远离政治，避开现实，欲“回到乾嘉时代”。目前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它对史学工作者的思想、感情乃至生活无疑都会产生强烈的震动。学术研究从来都是淡于名利的工作。然而，在名利驱使下，有的人不再老老实实地做学问，而是不厌其烦地“炒冷饭”。他们不尊重别人的研究成果，采取拿来主义态度，窃取他人劳动成果；有的人为了追求轰动效应，做各种所谓翻案文章；有的则打着通俗化的旗号，媚俗逢迎……这些不思进取的平庸与急功近利的浮躁，都是不良学风的表现。尽管这些问题不是主流，但已严重地影响着史学自身建设，干扰着学术研究的正常秩序。因此，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
于沛：对待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作用，有个学风问题，究竟是从本本出发，从现成的结论出发，还是用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去研究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揭示历史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及特殊规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多次强调：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我们不应忘记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深刻教训，那种不是把唯物史观看作是发展的理论，而将其现成的结论背得烂熟，教条主义地剪裁史实的作法，曾给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带来严重的损失。半个多世纪前，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明确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他认为，学风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毛泽东的论述对走向新世纪的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能帮助我们科学地洞察过去，认识现实，预见未来，但是它并没有穷极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在历史研究中，强调端正学风就是要彻底摆脱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束缚；更加坚定和自觉地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唯物史观要注重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样，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才能不断繁荣与发展，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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